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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抽丝剥茧（第2页）

满仓儿自己也拒绝承认是聂氏的女儿。

杨鹏于是先将聂氏、张氏和满仓儿等人关入锦衣卫狱，再向朝廷举奏丁哲等人失职之罪。

案子终于捅到了先帝孝宗御前，皇帝认为此案涉及伦理人命，下旨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和锦衣卫必须秉公办案，同时又让长宁伯周彧交出聂氏的女儿。

周彧一头雾水，坚称没有买过这个女孩儿。

聂氏和张氏则继续互相扯皮，案子因此久拖不决。

正是因为有了锦衣卫的参与，陈靖才能在案牍库中找到这起案件的相关原始材料，还好时间不是隔得太久，弘治九年为（1496年）与正德十三年（1518年）仅差了二十二年，要是时间再久点，这些文案可能就要灭失，陈靖再想还原历史的真相就困难重重了。

孝宗再次下旨让府部大臣及科道官当庭会审，压力之下，张氏和满仓儿终于承认事实。

对此都察院作出裁决，《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如下记载：镇抚司奏哲苛刻偏狥，欧死无辜。

爵依阿枉断，玉、琦相视不明，乞各正其罪。

按说案子审到这，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由于这案子是在东厂手上翻过来的，自感颜面大失的文官集团很快做出反击，刑部典吏徐珪很快就此事上疏，疏在封建时代专指臣子写给皇帝的奏章，是一种很平常的公文，可当前面多了“抗”这个定语时意味就大变了，文字之中定然会有忤逆君上的私意，这份抗疏陈靖利用自己锦衣卫文职官员的身份便利在档案库也找到了：

“聂女之狱，哲断之审矣。鹏拷聂使诬服，镇抚司共相蔽欺。陛下令法司、锦衣会问，惧东厂莫敢明，至鞫之朝堂乃不能隐。夫女诬母仅拟杖，哲等无罪反加以徒。轻重倒置如此，皆东厂威劫所致也。臣在刑部三年，见鞫问盗贼，多东厂镇抚司缉获，有称校尉诬陷者，有称校尉为人报仇者，有称校尉受首恶赃而以为从、令傍人抵罪者。刑官洞见其情，无敢擅更一字。上干天和，灾异迭见。臣愿陛下革去东厂，戮鹏叔侄并贾校尉及此女于市，谪戍镇抚司官极边，进哲、爵、琦、玉各一阶，以洗其冤，则天意可回，太平可致。如不罢东厂，亦当推选谨厚中官如陈宽、韦泰者居之，仍简一大臣与共理。镇抚司理刑亦不宜专用锦衣官。乞推选在京各卫一二人及刑部主事一人，共莅其事。或三年、六年一更，则巡捕官校，当有作奸擅刑，诬及无辜者矣。臣一介微躯，左右前后皆东厂镇抚司之人，祸必不免。顾与其死于此辈，孰若死于朝廷。愿斩臣头，以行臣言，虽死而无恨。”

大致意思就是丁哲公他断案公道，有功无过。

杨鹏的侄子和满仓儿有私情，而且和丁哲有矛盾，故意公报私仇。

袁璘乃是病死，杨鹏故意诬陷丁哲。

应当革去东厂，戮杨鹏叔侄及满仓儿于市。

丁哲、王爵、孔琦、陈玉各进一阶以酬被诬受辱之苦。

如此才能“天意可回，太平可致”。

前段时间看完这篇抗疏后陈靖也是感慨徐珪的运气，从“臣愿陛下革去东厂”这句开始，徐珪所上抗疏后半段明显就是在教孝宗陛下如何做事，甚至末尾还以死相逼，说只要陛下能按照臣的建议行事我就死而无憾了。

亏他上疏的对象是以仁厚闻名的明孝宗，如此狂妄悖逆，孝宗皇帝也只是让徐珪交纳钱物以减免徒刑，然后发原籍为民，要是在太祖与太宗两朝，甭说他本人，连带三族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

至于其他的涉案官僚：左都御史闵圭、右副都御史杨谧罚俸三月。

大理寺卿王轼、左少卿王嵩、左右寺丞王鉴之、何钧罚俸一月。

端起占有朱砂墨的小狼毫，陈靖根据脑海中信息，就在将满仓儿案这四个字围起来的红圈上画了几道放射线，之后换上黑墨毛笔，在射线的另一端纷纷写上了与这桩案子有关联的重要人士名字，什么刑部郎中丁哲、什么刑部主事孔琦啦，什么监察御史陈玉呀。

接下来陈靖就开始在这些名字的后面添加相应的人物信息了，这一次他恢复了前世从左向右的书写习惯。

首先是第一个审理此案件的丁哲，此君乃浙江嵊县人，乃成化二十年（1484年）甲辰科进士，在此次科举的203名同进士中排名194，相当的靠后，还好国朝的传统是殿试不落。

中了进士后丁哲最初的职务是刑部广西司的主事，后来升到了刑部郎中、苏州府同知，根据尹则自序中的记载，他于正德五年（1510年）在苏州府同知位上致仕，同知为知府的副职，正五品，因事而设，每府设一二人，之后他就告老还乡，回到了浙江嵊县的老家。

信息这种东西，只要有心就能收集到很多，明朝每次科举之后都会刊发登科录，里面就有进士们的姓名、籍贯、役籍、身份、治经、字、排行、年龄和生日、三代、母氏、三代存殁状况、兄弟、妻氏、乡会试名次等信息，有些信息的用字还非常偏晦，就难三代存殁状况来说，进士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在时就叫重庆下，只有父母就是具庆下，严侍下指父存母故，慈侍下指母存父故，正是对应了古人用家严称呼父亲与用家慈称呼母亲，永感下指父母双亡，意为永远感念父母。

史实线上的丁哲非常能活，93岁才去世，可惜他遇到了陈靖这个时空骇客，平静的晚年生活就此破裂，徐珪那出身隐湖的一妻一妾在陈靖的胁迫下用此君的首级纳了投名状，只能在恶堕这条道一黑到底了。

（浙江嵊县的县志有丁哲的纪录，绝对真实可靠）

孔琦，乃弘治六年（1493年）癸丑科殿试金榜第二甲第50名进士出身，科举名字挺不错的，不过寿命不咋地，弘治十八年（1505年）就死了，得年三十九，连四十不惑都没有活到，悲剧。

陈玉也是弘治六年的进士，说是幼年资质颖敏，广泛涉猎经史，又以熟悉声律着称，但三十九岁时才中进士，白瞎了这份天赋，中了进士后不久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后来相继任浙江、福建按察使司副按察使，于正德九年（1514年）去世，享年五十九，相较于后世的人均寿命算死得早了，但在当下的大明朝算高寿了。

这也是陈靖为何在嘉靖元年（1522）时让徐珪那出身隐湖的一妻一妾去杀丁哲纳投名状的缘故，其他正主不是病死就是老死，显然不在考虑的范畴内。

（孔琦与陈玉的信息我也在县志上扒到了，同时明实录孝宗朝纪录也有记录。）

人的言行举止其实都是其身份的外在体现，这个观点是陈靖前世的拜把兄弟张三哥教授的，举一个例子，一个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绝不会开口就是之乎者也，陈靖作为一拜兄弟中的老小四弟，可是受了上面三位异姓兄长很多的照顾与教导，可以说没有白老大，王老二与张老三，他陈老四前世绝对不会有那么高的世俗成就。

通过这段时间不着痕迹的资料收集，陈靖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徐珪并非什么饱读诗书之人，有功名之人不屑去当小吏的，这份记载于《大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一百二十的抗疏不能说文采多么的飞扬，但也绝非一个连秀才都不是的刑部典吏能写出来的！

前段时间看完这份抗疏后陈靖就对徐珪起了怀疑，结合他对明朝政治架构的了解和尹则的自序内容，心中就有了个大概，官吏虽然并称，但不是一回事，朝廷不对小吏发工资，小吏的收入要么是自筹要么是官员给，弘治九年刑部来了一个新科进士来观政，所谓观政，就是熟悉刑部的办事流程，可以理解为实习，这个人叫孙磐，徐珪正是他的下属。

这份抗疏日后在史实线上的《明史》中也有记载，在明史列传第七十七中，这一卷为合传，标题为李文祥孙磐徐珪胡爟周时从王雄罗侨叶钊刘天麒戴冠黄巩陆震夏良胜万潮等何遵刘校等，李文祥是成化二十三年的进士、胡爟是弘治六年的进士，孙磐是弘治九年的进士、罗侨是弘治十二年的进士、刘天麒和叶钊是弘治十五年的进士、黄巩是弘治十八年的进士，戴冠，陆震和夏良胜是正德三年的进士，其中特意说明夏良胜是乡试第一，万潮与刘校是正德六年的进士、何遵是正德九年的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