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以后我便开始留意这个苗东坡的资料和信息,查久了我才搞明白为什么当前市面上大多数米粮、面粉、大豆之类的农作物,竟然全都是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的——小时候我不明白这一切,当时我还觉得身在Y省却能吃到国外的米饭、吃到好莱坞电影里演的那些豆子、用到美剧里的那些面粉,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这正是苗东坡一直以来的主张;而早在二十年前,苗东坡所成立的“天行财经对策研究公司”下属的三个子公司,就已经分别是国内最大的海外稻米、面粉与大豆进口代理公司,并且包括天行财经和那三个子公司,背后都有一个最大的股东:美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换句话说,这位海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一直都在用着一种扭曲的模式喂肥自己:即,一批这些所谓的专家唆使政客把本地农田卖给持有外省高额债务的外地地产商,外地地产商买地并集资盖楼之后、拿着钱去海外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海外的券商把这些收拢来的资金投资给他们自己本国的粮食生产商,这些由国外粮商生产收集的粮食、又被买到了我脚下正站着的这片土地。
我是不太懂经济学,但是老在以前我就从一本书上看到过一句话: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没有从地里直接长出来的钱,而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获利的时候,总会有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群体受到了利益的损失。
苗东波能活到九十多岁,吃的全是在特别庄园的特殊温室中培养出的一颗就价值十几万块的特级有机果蔬;上官立雄的儿子上官果果开着的是全球限量一百辆的千万元级别的跑车、柏世还的儿子柏米一台碳合金的战地自行车就售价三万元;粤州许总的公司靠着地产红利带动了外地的金融现金流、带动了一大堆如春笋跟蕨菜一样遍地生根的微型信贷公司,让南方的乡村全都盖上了体面的别墅;而在Y省J县H乡的警察署,却连一台能正常上网下载资料的电脑都没有,那里大片大片的工厂,却在生产着大袋大袋的腻子粉、水泥,还有大箱大箱的红砖白瓷。
但问题在于,对于当时仅有十五六岁的我都能大概看懂的东西,却没人能够去细查,因为当时的苗东坡就已经被南岛的叶九升亲自延揽到蓝党,成为了蓝党的中央党部委员;后来在我上警专的第二年,在叶九升的保荐下,苗东坡还被最高议会委任为教育部部长和国家科学院的首席经济研究员,有蓝党和美国人为他站台,国内好些执法部门想要调查他和他的企业,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业纠纷,都会被视为一种排除异己的手段,以至于坊间早有谣传,说易瑞明好几次都想动用自己的人在最高行政议会上弹劾他,但最后还是被叶九升、白泽义跟汪启程屡屡掣肘,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时至今日,这老家伙已然九十二岁高龄。
去年三月的时候,这老家伙也总算卸任了教育部部长之位,他卸任之后,他的天行财经却仍在运作,并且这老家伙也在全国进行着巡回讲座,到了这个月,这老家伙终于又来到了Y省这个每次他只要来、就会有普通市民自发组织在他下榻的酒店打出“打倒狗汉奸苗东坡”这样的抗议标语的地方。
“我是不会怕的,不会有人能拿我怎么样……”徐远在给我和赵嘉霖讲述关于他的案子的时候,还特意拿出了一张报纸,报纸的头版头条,就是一篇对这老家伙的专访,老头在特写照片中,拿着一本自己最新出版的《谁阻止了你财富自由》对着镜头笑得十分灿烂,同时在照片左侧,还印了几行他接受专访时候的说的话:“……我是真正为民造福的人,聪明理性的人都会支持我。虽然过去几次前往Y省、前往F市,跟当地人闹过几次不愉快,但是我还是相信Y省的。Y省虽然现在是红党主导下的两党联合执政,但我与中州的黎栋梁、山城的柏世还、滇南的鲁永仁、粤东的王江,还有早就在首都任职的上官立雄他们,全都是忘年知己——王江和柏世还俩人结束斗法、握手言和,还是老朽我说和的咧!我又跟程震躬、成山是多年的朋友,即便红党总体对我有误解,可我跟红党是有交情的。同时,我也很信任杨君实和蔡励晟在Y省的努力与贡献,他们的所作所为,跟我的思想主张是一致的,所以我认为此次东北之行,一定会是顺利并且成功的。”
但就在他接受完采访的当晚,《时事日报》还没在读者的手里捂热乎,根据现场调查情况推测,当天半夜,苗东坡所入住的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就被人闯进去了。
——酒店中所有的监控都没查到此人的身影,房间内外都没留下这个人的任何痕迹,市局鉴定课只能通过现场留下的打斗痕迹来判断,此人的身高大概应该在175至190之间;套房所在楼层为十二层顶层,落地窗上留下了一个被割开的圆形孔洞,凶手应当是用一条绳索从楼顶降下,随后在窗玻璃上割开的孔洞,并利用这个孔洞打开了房间里的窗子然后进入房间作案,随后再次上到楼顶或者下降到地面后逃离。
而且,还能够且仅能够再确定的一个信息是,凶手是用匕首的——于是,徐远就理所应当地怀疑起,袭击赵嘉霖的那个人,跟谋害苗东坡的那个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他当然不知道所谓“赵嘉霖遇袭”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我瞎编的。
“那现在,那个老苗头儿是被杀了?”
“没有。”徐远摆弄着打火机,心焦地说着:“但还不如直接弄死他呢。他随身跟着的六个从沪港某个保全公司请的保镖倒是全都被这个杀手一击毙命——要么是关节脱臼、要么是上肢或者下肢骨折,随后被对方一刀直插喉咙,这六个保镖被杀的时候,根据房间里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显示的东西来看,里屋的老爷子应该是正在戴着耳机,美滋滋地听着自己的讲座录音,所以外面发生了啥,根本不知道;但对于咱们这位前教育部部长、大经济学家……呼……这家伙倒也真是狠:第一刀直接插到了嘴里,然后用刀刃在苗东坡的嘴里一搅和,直接就把舌头旋烂了,随后还割掉了舌尖,正因如此,他根本疼得叫不出声——哪怕后来送去医院的时候也没叫出声,而且舌头也接不上了;紧接着,那家伙又把苗东坡的十根手指头全都剁掉了,应该是做完这一切,那家伙就顺窗户跑了。哦对了,那家伙走之前,还用人血在墙上留下了字迹。”
“什么字?”我问道。
“四个字:『汉奸闭嘴』。”
我听罢,和赵嘉霖茫然地对视一眼。
接着,徐远甩着打火机,一边玩一边又看看赵嘉霖跟我:“对这个事情,你俩怎么看?”
若是单纯看这个案子,听闻一个九十余岁耄耋之年的老人,被人先割了舌头后切了手指,当然会觉得这是个极其骇人听闻的惨案;但是我毕竟查过苗东坡的所作所为
“没有更多的证据了么,徐局?”赵嘉霖想了想,对徐远问道。
徐远摇了摇头:“我也当了这么长时间的警察了,小二十年了,我也真是头一次遇见,有没有证据都一样、红口白牙在这跟你俩说跟拿不拿案件报告都差不多的状态。他这事情一出,首都那边没任何反应,沪港和南岛那边却炸了锅,强烈要求咱们必须尽快破案,聂厅长碍于之前的人际关系,就暂时打包票、稳住了他们的舆论——可这案子怎么破啊?让我亲自负责,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查。市局接了案子之后,因为这家伙的身份,我去医大住院部看过,他现在根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并且,九十多岁的人了,根本经受不起这样的折磨……我估计,这老先生啊,唉,也就是这一天两天的事了……”
“局长,手段这么残忍的话,会不会是仇杀呢?”赵嘉霖继续对徐远说道,“您看,毕竟他是在首都做过京官的人,而且还有『美国罗家』的背景,生意上还从前任市长成山和程震躬那儿帮着许总他们开过绿灯,这样的话,得罪的人肯定不少。”
徐远想了想,又看了看我:“秋岩,你怎么看?”
我看了看徐远,又看了看赵嘉霖:“我……那个……我觉着……算了我还是不说了。”
“怎么,支吾个什么?”
我想了想,还是有点憋不住话:“呵呵,我听您的意思,老狐狸,您好像对这个老苗头儿的遭遇觉着有点同情?”
“倒不是同情。”
“那您认同他么?他那些什么『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东西。”
徐远依旧摇了摇头:“我是警察局长,我又不是经贸部、公董局或者财政厅的人。经济的事情我也不懂。我只是觉得,这个人早在红党专政的时候,能说出一些给那些贪官污吏上眼药的观点,这个人怎么说也是个人物——虽然说他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能了解个大概,往深了说的话我就搞不明白了。”
“唔……”
徐远又看了看我,对我正经地说道:“秋岩,你小子要说啥就说吧。在我这,关起门来,都是自己人,畅所欲言,有什么想法,尽管提出来,咱们讨论。”
我苦笑了一下,随后又分别看看他和赵嘉霖:“有些话吧,正是因为当着您的面儿,当然还有嘉霖姐,我是真不好说。您看,您是聂厅长的人,你也支持蓝党,这个事情,您就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嘉霖姐呢,据我所知,伊尔根觉罗家的『明昌国际』,『Manchu-International』,一直以来,都是靠着蓝党发家壮大的,当然,嘉霖姐的阿玛跟红党也有接触,但应该远没跟蓝党那么亲近。所以你们二位,看见如果有蓝党的人遭到人身侵害,我估计首先想到的,不是政治斗争,就是仇杀。虽然我现在在跟蓝党Y省党首的女儿在谈恋爱,但是我想说一句:有没有可能,即便是蓝党的官僚和公务员,也会有贪官污吏?即便是蓝党的党员,也有做的事情对不起社会、容易遭天下人恨的事情?要不然,为啥会有人说,即便没有当年红党的狡猾,蓝党的天下早晚也得丢?还有人说若不是二十年前的『两党和解』,蓝党说不定连南岛都得丢?”
赵嘉霖依旧是一脸茫然。
出乎我意料的,则是一直在我面前明摆着支持蓝党的徐远,此时此刻听了我的话,没有生气不说,反而是一脸疑惑外加震惊地看着我。
随后他低下了头,摆弄打火机的动作也停止了,这种状态持续了将近二十秒,接着他才又抬起头,对我问道:“那么,就这个案子,秋岩,你觉得到底可能会怎么回事呢?”
“要以我看,很简单——当然也可能是我想简单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处刑。”
“处刑?”赵嘉霖也疑惑了起来。
“嗯。袭击他的象征意义,大于任何的实际意义:这老头都九十多岁了,用俗话说,这得算是『土埋到脑门』的人了,杀不杀他都无所谓了,他还能活个几年?论劫财,他没啥随身财物,而且案发现场东西都没丢,凶手啥也没带走;如果是寻仇,凶手完全可以在别的地方作案,为什么偏偏等到苗东坡『全国行』临近尾声了才搞这样一手——即便是F市的仇人,如果真跟他有仇,也可跟随他在外地作案。而选择在F市作案的目的,其实就一个:就是要让他做不成他的讲座。F市乃至整个Y省,有多少人讨厌他,甚至恨他的,怕是从当初二十来岁、三十岁的年轻人快要熬成老头了,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让他做成讲座,那对于这帮人来说简直是诛心。事实也是如此:您看看,割了他的舌头,最后的效果就是让他说不出话;切了他的手指,其目的也是为了让他再也没办法写书。至于留他一条命,我猜除了让他经受现在他只能经受的身体上的痛苦之外,凶手可能还想让他在咽气归西前知道知道,全社会,至少是整个Y省的舆论对他有多恨,让他承受身心上双重的折磨——这样的手段,我觉得完全是在处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