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哈尔医生,”主席冷冷地看着我,“你的建议很好,但现实是残酷的。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我们可以申请中央政府的补助。”我说,“或者重新分配一部分用于大型基建项目的资金。”
“那是不可能的。”主席摇了摇头,“那些项目背后都有政治支持。”
我咬了咬牙。“所以我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村民因为得不到治疗而死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主席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但你要明白,在这里做事,需要权衡各方利益。”
“我不在乎那些利益。”我说,“我只在乎人命。”
会议室里再次陷入沉默。有人低声议论,有人冷笑,也有人若有所思。
会议结束后,我走出大楼,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你今天说得太多了。”亚达夫在我身后说。
“我只是说了该说的话。”我回头看他。
“你这是在给自己找麻烦。”他叹气,“你知道有多少人盯着你吗?”
“我知道。”我说,“但我不能假装看不见。”
那天晚上,我回到诊所,发现门口站着一个人。
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着普通的纱丽,脸上带着焦虑的神情。
“医生,”她看见我立刻上前,“请帮帮我弟弟。”
我赶紧让她进屋。她的弟弟躺在地上,脸色苍白,额头滚烫。
“他已经发烧三天了。”她说,“村里没有医生,我走了两个小时才找到这里。”
我立刻检查了他的症状,初步判断是疟疾。
“他需要打针。”我说,“还得住院观察几天。”
女人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希望。
“费用方面不用担心。”我补充道,“我会免费治疗。”
她感激地看着我,眼泪几乎要流出来。
这一夜,我守着他,每隔两小时给他量一次体温。天亮时,他的烧退了一些。
第二天早上,我给亚达夫打电话,请他帮忙联系药品供应商。
“你又在做这种事。”他在电话里抱怨,“迟早有一天会被盯上的。”
“我知道。”我说,“但这是我选择的道路。”
挂掉电话后,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
这里的一切都很破旧,空气中弥漫着贫穷的气息。但在这片土地上,依然有人在挣扎求生,依然有人在努力改变。
也许我们无法彻底扭转局势,但至少可以带来一点点不同。
就像那个老妇人最终拿到了她应得的粮食,就像这个孩子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这不是胜利,但这是一种坚持。
一种对人性、对正义、对未来的坚持。
我深吸一口气,转身回到病人身边。
故事,还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