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关于母亲的记忆。
或者是有的,在我还未能记忆之前。乳白色的影子,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霉味、还有温暖的、柔软的触摸。
幼年的记忆恍如一场大梦,它在五岁前消失,然后那气味和影子,会在从不易察觉的时候钻出来,像石缝里发芽的草,搔得脚趾发痒。
仅此而已。
不过她留下了一些书,肮脏的废纸箱,塞得满满,扔在煤池旁边的水泥格子里。
《三个火枪手》《安娜·卡列尼娜》《红字》和《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诸如此类。
我的整个童年在书堆中度过,这给懦弱而懒惰的父亲带来了极大便利。他可以放心地将我锁在屋里,然后跨上那辆半新的凤凰自行车奔赴舞厅。
他好像是个做什么都不行的人。他读过不少书,但没派上什么用场,只是呆在这座凋敝破败的国营工厂里重复和其他人一样的劳动。
听说以他肚子里的书本,足可以当个车间副主任。但他始终庸庸碌碌,又在工歇或如厕时多偷十分钟懒,众人便没有好脸色给他。
没有攒下什么钱,家里倒是有不少粗纺的花衬衫和一双人造革皮鞋。
单身男人不用“过日子”。领工资的那天,他会买上两条油光锃亮的卤猪尾巴,塞一根在我手里。第二天,还能吃到一只香菇烧鸡腿。
不过月底的时候就麻烦了,白开水的面条,甚至没有一根像样的菜。
他唆使我钻到工友家院子里掀咸菜缸,当我被发现之后还要义正辞严地打我两巴掌。
三五次后,别人看出了端倪,于是名声变得更臭。
终有一天,他翻身的时候到了。
远赴海外的华侨大哥回乡,在众官员麻蝇一样嗡嗡作响的簇拥下,给濒临腐烂的厂子引了外资。
在九十年代初,何其大事。
我不清楚原先的工厂是做什么的,后来建起的是空压机的配件厂。
有了大哥的面子,他一飞冲天做了副厂长。
可是在我眼中,父亲也没有多么欣喜若狂。
他依旧是那个沉醉于吃喝玩乐的懒人,只不过现在有了更多可供挥霍的余裕。
祖辈有着将一个孩子送出海外的能力,他认得英语也就不是多么奇怪的事了。
可是在当初的年代,英语依旧是一门惊世骇俗的技术。
外国设备落地,叠满字母的说明书扔到桌子上,只有他一个人念得出上面的字句。
可是他仍然没有为自己赢得任何威信和尊严。
因为他最大的成就不是成为副厂长,而是穿着内裤从别人家的卧室跳窗而逃,被身为普通工人的丈夫追在后面穿过整个厂区——不止一次。
他好像不太在乎自己的脸面和名声,就像不在乎我一样。
我不是学校的常客。
有时玩得兴起又或者弄到什么新书,说不去上课也便不去了。
工厂子弟小学,老师作为厂里员工,只能和那位“副厂长”委婉提上两句。
他如若未闻,老师也只能作罢。
依仗副厂长父亲的名号,我在孩子中便有了说一不二的权力;他花钱手脚极大,我便常能拿到整整两元的大票作为零花。
那时的我仍然懵懂,却提前尝到了其他少年无法触摸的权力和财富。
于是,那些让人变成羊的规则,没能早早注入我的脑髓。
或许是比别人聪明些,考上初中没有费太多力气。可是我不再看书,也无法将教室中回荡的颂教纳入耳中。
一千多人的学校,整齐划一地圈养在板凳与木桌的小小夹缝中,不得动弹。
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那里有一头巨兽,吞吃自我,屙出秩序。
那令行禁止的恐怖和分明的层级,足以遏制原本顽劣的散漫。可是有一只虫子,在十三岁的时候爬进了我的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