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则赶出家支,把你送到警察那里,重则当着全村人的面逼你喝耗子药。
那天,是我头一回把毒品给我的亲人。
“尔古都那样了,你还让他吸毒!”
几天之后,当嫂子知道我让我哥扎了一针后,她破天荒地大喊着找我理论。
“你冲我喊什么喊?什么叫我让他吸毒?你去问问他,那他妈是他自己非要舔着脸找我要的!你以为我想给他?再说了……你没感觉他最近好多了吗?”
“那是他配合治疗的结果,不是吸了你给他的毒的结果!”
“你可真他妈天真。卫生院给他开的药屁用没有,你怎么这么懂,你是陪他一起吃药了还是陪他一起吸毒了?”
她一时语塞,说不过我,只是愤怒地深呼吸气,留下一句,你真卑鄙!就走开了。
她对我的行为厌恶至极,但她却拿我一点办法就没有,因为她不敢,她不敢告密,吸毒在村里被发现了全家都要交罚款,那只会让贫穷人家雪上加霜,更何况我哥现在可是模范艾滋病人,一旦这些事情抖出去,丢人都是其次,一切补助都会被停掉。
最重要的是,她不仅讨厌我,她还怕我,她怕我恼羞成怒折磨她。
上次我分了一支新的注射器给我哥,用记号笔做标记,我的上边写上“俄切”,他的写上“尔古”,防止我染上他的病。
在我们一起扎完针后,他难得对我说了交心的话,虽然和我们前几年的不睦相比,那感觉真的很拧巴,但血管里涌动的潮水却总能把它扭转成一种说不出的惬意。
“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快死了?”
我摇摇头,“不知道。”
“等哪天我死了,依扎嫫就要跟你过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话,没人在乎生命的倒计时,死亡变成了漫不经心的玩笑。
我突然觉得我哥有点可怜。
如果我哥死了,我嫂子就会顺理成章地转房给我,除非她提出跟我离婚,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她母亲身体不好,一直有病,他们家根本就退不起彩礼钱,不仅如此,按照彝族习惯法,她离婚还要给我们家交一大笔赔款,她怎么可能交得起。
就算是让她去贩毒去卖淫她也根本赔不起,更何况她是一个平时连化妆品都不擦的老实女人。
自从我回家后,爸妈把我哥放心地交给了我和嫂子,他们被蒙在鼓里,甚至感觉我哥最近状态突然好了不少,以为是病情好转了,悬着的心也就跟着落地,他们白天跑去县城的集市上卖四季豆,晚上才回来,有时候太晚了,就干脆住在县城的亲戚家,这样第二天早上也可以早点出摊。
我和我哥也有了更自由的扎针空间。
嫂子平时在家会帮我和我哥放风,防止我爸妈突然回来,还有不打招呼就上门走访的领导和干部。
我还教会了她加热药粉和扎针,这样我不在家的时候,如果我哥身体不舒服自己扎不好,她就可以帮忙。
她一定也恨过自己的软弱,却总是被生活的现状压得喘不过气。也就是因为这个,她心里有苦却从不敢告诉任何人。
从那以后,我、哥哥还有嫂子,我们站在同一战线,一致对外,保守秘密。
在同伴教育中,我们算是“配合”最好的一例。
快把东西收起来!有人来了!这是那段时间我嫂子对我和我哥说过的最多的话。
尔古的身体很不好,我猜测是艾滋病的缘故。
他总是要么这里疼,要么那里疼,像个小老头一样,被磨平了所有的锐气。
一针下去之后,他倒是可以容光焕发。
甚至看起来恢复了一个健康人的精气神。
艾滋病好像在那个时候真的消失了。
对瘾君子来说,红色是一种很奇妙的颜色,在你幸福的时候,它看起来温柔又恬静,像是世界上质地最柔软的、会发光的红丝绸,可到了你难受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变得张牙舞爪,下一秒就要向你扑过来。
有次我嫂子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我和我哥都吵着要让她换掉。
有些毒品是需要环境才能发挥其最大的魔力的。
比如K,你需要喊上三两好友,去一个宽敞又有着闪光球的包厢,还要有和你心意的音乐,最好还有足够的冷气,和一张锋利的银行卡,当那股苦味从鼻腔慢慢流到嘴里的时候,你可能还需要含一根棒棒糖。
而真正的狠货,是即使你只身一人躺在肮脏的泥潭里,也依然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