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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第3页）

回家扎了针之后，我悠哉悠哉地在村子里到处乱逛，结果正好碰到我爸妈黑着脸回来。

我妈气得责备我：“你刚才什么意思？难道你就不盼着你哥能快点好吗？”

“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艾滋治不好！人家成都的大医院都说治不好，我们这小破村子怎么可能治得好！”

我爸听完后冲上来使劲踹我一脚，“你他妈真是翅膀硬了！你还好意思提去成都！”

除了干迷信之外，还有一种更为科学的治疗方式，那就是由政府、现代医学和新闻媒体为主要成分配制而成的心灵安慰剂。

中英计划是近两年出台的国际援助项目，投资约二十万人民币，覆盖利姆乡艾滋疫情最严重的三个村，大约4000口人，由乡干部和卫生人员为第一线执行者。

报道登记的艾滋感染者逢年过节可以收到五十元不等的慰问金，参加卫生院的抽血检验和追踪检测也可以获得五十元到二十元的奖励。

扶持项目主要分为五种，分别是养猪计划、抗机会性感染治疗、花椒种植计划、针具交换行动和抗病毒治疗，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加。

而我哥参与的正是养猪计划。

通过发猪仔来扶持感染者的生计，他可以等小猪们长大卖掉获利，或者留着育种。

由于前段时间配合检测工作，我哥还被干部投票选为了模范病人，他站在卫生院门口粉刷着“消除歧视，共享生命”的标语旁拍了一张照片，得到了一块奖牌、一张荣誉证书、五十元奖金，还有两袋大米。

那些蓝眼睛的英国人住在利姆乡卫生院附近，据说这里的前身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由英国传教士经过黑彝许可开设的卫生诊所。

我觉得他们和那帮省城的领导根本就不是来帮忙的，分明就是来看笑话的。有些人就是需要用别人的痛苦彰显自己的幸福。

不仅是我，很多人都和我持同样的态度。

所有的卫生工作基本都是耍嘴皮子，并没有他们承诺的那样好。他们总是将感染者视为麻烦人群，在自己的工作上互相踢皮球。

防疫站总是抱怨没钱，上面不给发，也不知道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

他们提供的所谓治疗，不过就是他妈的抗生素，或者干脆打打促进营养的吊针，心理作用大于实际效果，对于病人来说还不如一碗糖水来得甜。

也忘记是从谁口中先传出来的，那些人会在私底下抱怨我们落后又愚蠢，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我哥本来以为回家之后就可以看到希望，而实际上却是在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之后发现那只不过是一块再也愈合不了的伤口。

帮扶的整个过程，从提出到执行，就好像是上层人士的心灵自慰。

英国人拍了好多好多张照片，我总觉得，比起头人办公室里记录感染者的花名册，他们更关心苏尼手中羊皮鼓的制作工艺。

但我也并非一点好处都没得到。

中英计划提倡“同伴教育”，又称为“爱心负责人”，就是让和病人年龄相差不大的家人或朋友一起参与各种活动，监督病人配合检查和治疗，及时汇报病人状况，同时在精神上支持他。

我家里让我和我嫂子去参加了，这样同伴也可以得到一些补贴。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我跟我嫂子一起去上同伴教育课，上课的地方在乡卫生院一楼的会议室，讲课的内容大概就是以艾滋为主的各种疾病的防治，以及开导病人的一些话术，我全程都在跑神，但我嫂子倒是听得很认真。

村文书还编了一首歌，名叫《知识就是最好的疫苗》，每次下课之后都要领着大家一起唱。

大概连着去了四五天的时候，我们家又被分到了三只小猪仔，由我签字代领，这让很多人分外眼红。

他们认为我们家在村子里条件还算可以，比我们穷的人大有人在，凭什么他们能领到免费小猪？

“尔古得了艾滋病。”嫂子解释道。

“你跟我说说呗，”有个叫章加的小子给我发了一支烟，“艾滋病要怎么得？”

我嬉皮笑脸地告诉他，你喝一口我哥的血，你也能领到免费小猪，他居然还问我真的假的。

头人听到后气得在我屁股上踹了一脚，他警告我，以后不许拿艾滋病人开玩笑。

我把两只小猪仔装在一个布袋子里，嫂子用麻布包住剩下那只，抱在怀里，像是在抱着一个小宝宝。

“哎呀！”

走在路上的时候，嫂子突然娇滴滴地叫了一声，那声音比她平时的声音更尖，更急促。

我闻声扭过头看她，“怎么了？”

看到眼前的景象，我噗嗤一声被逗笑了。